日本對於精神障礙犯罪者的處遇難題

Posted 2016-04-10

2016-04-10 11:28  吳景欽

3月28日內湖發生女童遭隨機殺害事件後,有多起疑似精神障礙者被強制精神鑑定的案例,引發人權侵害的爭議。如何在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間取得平衡,可從鄰國日本的案例,得知其困難。

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,1900年,制訂《精神病者監護法》,對於精神障礙者於私宅監禁與隔離賦予正當化的基礎。在此階段,對於這類病患的監護,乃是以家族責任為核心,國家並不介入。但到了大正時期,1919年,由於私宅監禁頻生問題,故制訂《精神病院法》,逐漸將精神疾病者的照護,轉由專門的醫院與人員來負責。

二戰之後,1950年,又廢止《精神病者監護法》及《精神病院法》,另訂《精神衛生法》以代之(此名稱後來也為我國所沿用),把精神疾病者的健康維持,轉向由都道府縣政府來負責;尤其是針對有自傷或他傷之虞者,不僅有強制入院的程序,所有費用也由國家負擔。從此日本對於精神疾病者的照顧,完全走向國家責任主義。

1984年,宇都宮病院發生兩名患者殺害醫護人員的事件。由於事件起因,和醫院對精神疾病者的強制勞動與暴力有關,引發國際人權委員會介入調查,並做出日本必須全面檢討《精神衛生法》的建議。也因此,1987年,國會又將《精神衛生法》改名為《精神保健福祉法》,對於強制入院採取更嚴格的規定,包括必須由「精神醫療審查會」審查入院、處遇與出院的程序是否妥當;而針對遭強制住院者的通信、接見權等,也做了詳盡保障,若有不服,得向「精神醫療審查會」請求救濟。凡此種種,正象徵國家是以保護者、而非懲罰者的角色,來介入精神疾病者的照顧。

不過,法律面雖然如此規範,總有現實面的執行落差。2001年6月8日,一名無業男子宅間守闖入日本大阪府池田國小,持刀殺害8名兒童,並造成15人受傷。這起瘋狂砍殺事件,引起日本社會極大震驚。由於行為人手段冷血與凶殘,容易與「精神異常」劃上等號,因此本案從偵查到審判過程,被告皆受精神鑑定,以調查其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。

鑑定結果,顯示被告確實有被害妄想與強迫症等精神疾病,且經核磁共振掃瞄腦部,也發現被告的中腦左側有病變的情況。值得注意的是,鑑定報告認為這些精神障礙,並不會影響是非辨識及行為控制的能力;加上法院認為被告有以詐病來規避死刑的嫌疑,故最終仍認定不符合日本刑法第39條,即心神喪失不罰或精神耗弱得減的情形,而處以極刑,全案於2003年確定。
但這一事件並未因判決確定而落幕。因為從宅間守的背景資料發現,他不僅有精神病史,且曾多次出入精神病院,更曾因涉及強制性交與販毒案件,而被診斷有精神分裂症。更令人驚訝的是,在池田事件前三個月,宅間守因犯傷害罪,在偵查中經鑑定為心神喪失而受不起訴處分,但須依《精神保健福祉法》強制入院治療,卻在出院後不久,又犯下如此嚴重罪行。由於日本刑法並沒有像我國刑法87條的監護處分(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,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,屬於保安處分),因此讓各界質疑刑事司法在面對精神障礙犯罪者的束手無策,迫使日本國會於2003年通過《精神醫療觀察法》,強調對精神障礙觸法者病狀的矯治及社會的復歸,以杜絕慘劇的再次發生。

然而到了2008年3月,茨城縣的荒川沖車站又發生男子持刀濫砍造成1死7傷的事件。不久,同年6月8日,在東京著名的電子街,即秋葉原的街道,一名凶手先以手機簡訊發出犯罪預告,隨即以車子衝撞行人並持刀砍死7人、傷害10人。雖然兩起慘劇的被告,都以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為抗辯,但經精神鑑定後,仍認為有完全責任能力而判處死刑,卻讓日本修法管制刀械的生產、買賣與進口,並對網路的言論進行較為嚴格的監控。

從日本對精神疾病者處遇的立法與修法過程來看,正反映社會防衛與人權保障間難以平衡的現實。日本如此,我國也不例外。


報導連結來源:http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ae9c2f40-20aa-467f-a6e3-8286af5b7b1c

本文引用至 --> 民主進步黨第十六屆第五十三次中常會新聞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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